距離《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11月15日正式發布時間已經過去7天時間了，每位國民都能從60項具體任務中找到興奮點。

對于關注度較高的收入分配改革，《決定》明確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調控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清理規范隱性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縮小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

所謂橄欖型分配格局，其實就是一種“兩頭小”（低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在社會階層中均占少數）、“中間大”（中等收入階層占比最多）的收入分配結構。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基本已經形成了這種分配格局。比如在歐美、日本等國家，中等收入階層的比重已經占到了全社會的70%以上。

目前，我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呈現的是金字塔型格局。中高收入者特別是中等收入階層的占比偏低，而低收入者比重過高。根據有關學者的測算，目前我國中等收入階層（按人均年收入4萬元至10萬元）的占比僅為30%左右，而低收入階層卻占到60%的比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明，2012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而農村人均純收入僅為8000元左右。即使是在一些相對較發達的城市，年均收入超過30000元的也只有北京、上海等72座城市。

《決定》要求“著 重保護勞動所得，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資決定和正常增長機制，完善最低工資和工資支付保障 制度，完善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和津貼補貼制度，完善艱苦邊遠地區津貼增長機制。健全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的報 酬機制。”

“《決定》沒有再提 按勞分配 ，這是一大進步，因為在市場經濟以及多元制經濟體制下，已經不適合 按勞分配 .”近日，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會長劉福垣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在不能等量占有資源的情況下，“按要素分配”更加合理。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程杰認為，目前中國收入分配 突出問題首先出現在初次分配領域，其次是再分配制度缺失，不可以本末倒置，更不能因為操作便利而寄希望于用再分配手段去調節初次分配出現的問題。繼續深化 經濟體制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是讓市場在收入分配中發揮基礎性作用，這正是發展壯大中國中產階級的根本之路。一個穩定的社會必須是 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按照亞洲開發銀行的估算，目前中國的中產階級規模約為1.4億人，僅為總人口的11%，相對于歐美國家約3/4的中產階級結構尚有較大差距，“擴中”應該作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心。

值得注意的是，《決定》將通過資本市場獲得的財產性收入列入到“形成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范疇。《決定》提出要“擴展投資和租賃服務等途徑，優化上市公司投資者回報機制，保護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列出的60項具體任務相互關聯，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更需要其他領域改革的協同推進。如《決定》提出“完善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合理共享機制。完善慈善捐助減免稅制度，支持慈善事業發揮扶貧濟困積極作用。”

“收入分配改革體現的是經濟公平，在按要素分配的前提下，允許合理收入差距存在。”劉福垣稱，社會保障制度則是體現的社會公平，這就需要財政投入，按照目標補貼。只有同時推動收入分配改革與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才能實現長久的合理有序的搜如分配格局。

“中國的收入分配改 革必須要置于整體經濟體制改革之中，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深化改革總體目標，要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 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讓市場決定初次分配格局，用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機制調節市場機制無法解決的矛盾。”程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