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部分銀行員工在北京的建行和工行總行門口聲稱維權，要求與銀行協商解決以買斷工齡的方式解除勞動合同關系，此事件引起社會各方關注。 時下，在大大小小的社會事件中，“臨時工”概念的廣泛使用，也盡遭詬病。

這些現象都把矛頭引向一個已深入社會管理和經濟運行肌理的有關“勞務派遣”的話題。

為進一步規范勞務派遣，人社部研究起草了《勞務派遣若干規定(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并于日前面向社會公開征求反饋意見。

這份《意見稿》相比新修訂后的《勞動合同法》，大大細化了勞務派遣適用范圍、用工比例、監督管理、法律責任等各個環節。譬如明文規定，“用工單位在 輔助性崗位使用的被派遣勞動者數量不得超過用工總量的10%”，等等，而類似這樣指向明確、標準明晰的易判別、可操作性規范，明白無誤地展示出新一屆政府 整治違規濫用勞務派遣的決心與信心。

盡管中國仍處市場經濟起步階段，與之相適應的法制建設也仍有很大提升空間，但由中國政治體制與法制傳統所決定，中國相關法律與政策在保護勞動者權益 方面并不落后。有學者引用OECD(經合組織)“就業保護法指數”研究顯示，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我國就業管制水平迅速提升，“就業保護法指數”已于 2008年一舉超越發達國家平均水準。

那么為什么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仍較為明顯地呈現出不利于勞動者的不平衡狀況?成因在于中國勞動力供給過于充裕，除了這個因素，勞動者權益保護方面的有法不依亦難辭其咎。

就以近年來幾近泛濫的勞務派遣而論，這種用工方式本身并無不當之處，其之所以廣遭詬病的真實原因，無非在于用人單位每每借此“同工不同酬”。而無論哪一種版本的《勞動合同法》，“同工同酬”從來都是明文列示的最基本要求。

推進有法必依一要靠完善法條，二要靠強化監管，在此基礎上，當下中國更需要補足的短板是通過引入第三方力量，盡可能平衡勞資雙方力量對比。

可資引入的第三方力量最合適的對象就是工會。這次公布的《意見稿》，同樣賦予了工會很重要的權利與義務，如用工單位提出擬使用勞務派遣用工輔助性崗 位列表，須“經與工會或職工代表大會共同協商確定”，再如工會 “對勞務派遣單位履行勞動合同、用工單位使用被派遣勞動者情況進行監督”，等等。

不過，相比其重大使命，現階段中國的工會建設顯然仍有不少滯后之處。目前倒逼下的形勢，要求以工會為主的多元力量加快自身建設步伐，加快推進相互補 充、相互制衡的多元社會治理轉型。惟其如此，包括規范勞務派遣在內的一系列社會治理熱點、難點，才能在成本盡可能低的情況下妥善、和諧地漸次實現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