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制度管理之嚴的含義應該表現為三：在制定制度前，要用嚴謹求實的態度認真調查以符合實際；在制定制度時，要界定好不同制度之間及同一制度的不同條款之間的邏輯關系以銜接順暢；在制定制度后，要嚴格按章辦事以有法必依。

沒有制度制定前的嚴謹求實，以想象代替現實，制定出來的制度會在現實中觸礁。像某些固步自封的鄉鎮企業老板，不顧所屬的城市子企業和鄉鎮母企業在員工素質和文化背景上存在的大相徑庭的事實，不問可行不可行，僅憑自己的一廂情愿，將老家母企業的全套員工管理制度簡單照搬進大城市，理當親兄弟明算帳的地方模糊，理當簽的合同不簽，不免會引起大城市子企業中員工的激烈反對，造成員工流動率的長期居高不下。出了問題不懂得反躬自問錯了沒有，而是一個勁地埋怨大城市員工太小氣、太斤斤計較，太難相處，委過于人，真正是錯上加錯，執迷不悟也。

沒有制度制定中的邏輯嚴密，如“員工手冊”上已有了獎懲規定，“車間管理制度”又把它重復一遍；不只是重復，而且前言不對后語。同樣是對穿拖鞋上班行為的處罰，“員工手冊”上說罰款五元，“車間管理制度”卻變成口頭警告，使執行的人無所適從。

沒有制度制定后的嚴格執行，心血來潮時抓一下，殺一兩個雞子給猴看；意興闌珊時拋在一邊，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心花怒放時，看見有人違反制度，頂多講一聲，該罰的不罰；心煩意亂時，碰到有人犯錯，動輒嚴肅查處，不該罰的罰了，久而久之，制度成一紙空文。

嚴的主題是嚴謹、嚴密、嚴格，而非從重從嚴意義上的嚴。治國可以有“治亂世用重典”、“從重從嚴從快”“嚴加懲處”之說，比如法國大革命把不該殺頭的路易十六砍了，朱元璋為一樁貪污腐敗案一口氣殺掉成千上萬的人。治國之所以需要重典，是因為當其時，社會上有數不清的盜賊、貪官，在多年的政治動亂中日已養成了無法無天、無惡不作的慣性，寬嚴適中的和平年代法律對他們已失去威懾力。管理企業則不然，既無“治亂世”的可能，也無“用重典”的必要。一家企業如果有了產生“亂世”的條件和發展到了“亂世”的地步，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員工，而在于核心管理層，在于核心管理層的無能。解決該問題的良藥決非對員工、對普通管理干部用重典所能見效。更何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環境下，也沒有“亂世”企業的立足之地，我們不能設想一家“盜賊、貪官”橫行的企業，還能不能叫做企業。

管理企業中被強調需從重從嚴的情形不外乎1、原來規定的處罰偏輕，如發現有人在企業里打架，僅罰款10元；2、原來的規定模糊，如“對頂撞上司的當事人將酌情給予警告、罰款、直至除名的處分”；3、產生了原來制度中所沒有考慮到的新問題，如技術人員的吃里扒外。不論是哪種情形，略加審視，從重從嚴的理由沒有一個站得住腳。原來的規定偏輕，可通過修改制度，未修改前，按原規定辦。規定模糊的，可進一步細化，什么情況下警告、什么情況下罰款？一一規定清楚，規定清楚了就不存在從重從嚴的問題，只要按規定辦就行；沒有細化前，或產生了原來制度中沒有考慮到的新問題仍不能從重從嚴，而要適中。從重從嚴了，當事人不會口服心服，達不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同時，員工們私下里會頗有微詞，會認為老板太狠了、苛刻了。須知，畢竟在絕大多數企業的老板與員工之間，客觀上存在著買賣不同心的事實。

我們對嚴的主題的厘清是有其現實淵源的，因為在人治氛圍濃厚的中國企業中，我們經常會看到那些為著向老板表現自己忠誠的中層管理者，一有機會便不遺余力，寧左勿右地鼓噪老板大行“嚴刑峻法”之風，一個原本靠口頭批評可以解決的事硬要罰款，原本罰款可以見效的偏要開除，唯恐員工不被逼上梁山或逃之夭夭。“嚴刑峻法”的餿主意令老板怦然心動的概率很高，不為別的，只為眼前的一點蠅頭小利。因為增加罰款也好，扣除工資也好，都是進了老板的口袋。渾不知，正是這貌似對老板有利的“嚴刑峻法”，帶給企業的要么適得其反，要么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鮮有半點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