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香港證券交易所行政總裁李小加發布最新博客文章《夢談之后 路在何方——股權結構八問八答》，再次討論阿里上市風波對香港上市制度帶來的沖擊與思考。從李小加的文章來看，他的態度是傾向于：香港資本市場應該為一代創新型科技公司有限度改變，這關乎香港長遠利益。

　　我們來看一下全球最活躍資本市場之一的港交所面對互聯網時代新興企業的訴求，是如何思考的。李小加在“一問”中談起為何重提股權結構與投資者保障時，認為香港金融業已經到了需“迎接新經濟帶來的歷史機遇這一重大問題，”而港交所“仍沒有答案。”李小加認為，“在下一波新經濟浪潮中，中國創新型公司將佔據相當大的比重。對于香港而言，丟掉一兩家上市公司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但丟掉整整一代創新型科技公司就是一件大事，而未經認真論證和咨詢就錯失了這一代新經濟公司更是一大遺憾。”

　　從這一問中可以感覺到即便貴為香港金融業的翹楚，港交所仍然在互聯網大潮中面臨“被變革”的壓力，李小加認為是否接納新一波的創新型公司，“這 個問題關乎香港的公眾利益，并且已經迫在眉睫，不容逃避。這需要我們有承擔、有勇氣去進一步尋找答案，否則，就白白浪費了一個為香港市場規劃未來的重大機 遇。因此，我決定在此率先說出我的拙見，希望拋磚引玉，引發更多有識之士對于這一問題理性和智慧的探討，為香港找到一個最好的答案。”

　　　接下來李小加解釋了何為“創新型公司”，以及為什么它們值得投資者在公司治理機制上給予新的思考。他認為“創 新型公司與傳統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取得成功的關鍵不是靠資本、資產或政策，而是靠創始人獨特的夢想和遠見。回顧這些創新型公司的成長史，我們不難發 現，每一個偉大的商業計劃最初都起源于創始人一個偉大的夢想。蘋果公司的成功起源于喬布斯發明一臺改變世界的個人電腦的夢想，Facebook的成功源于扎克伯格希望以互聯網改變人們交流方式的夢想，谷歌的成功源于佩奇和布林想要通過鏈接把整個互聯網下載下來的夢想。這些創始人的偉大夢想和創意成就了創新型公司，也成為了它們最重要的核心資產。毫無疑問，對于這類公司而言，創始人應該比任何人更珍惜他們自己的“孩子”、更在意公司的長遠健康發展，也恰恰因此，眾多投資者鐘情于這樣的公司。“

　　這段話中李小加肯定了在創新型公司中創始人的核心作用，接下來他道出這類創始人往往在資本面前呈現的“弱勢”狀態：“創 新型公司還有一個重要的共同特點，就是它們的創始人創業時都沒什么錢，必須向天使投資人、創投、私募基金等融資來實現自己的夢想，這就使得他們在公司中的 股權不斷被稀釋；一旦公司上市，他們的股權將進一步下降、作為公司發展方向掌舵人的地位將面臨威脅。在公司的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們甚至可能 會被輕易地逐出董事會。”

　　在一番似在為阿里上市的股權安排請求辯護的問答之后，李小加進一步討論港交所是否可以找到適應創新型公司的制度變革，“最簡單的可能是維持現狀，不給予創始人對于公司控制權任何形式的特殊權力，但這不無代價．．．而與維持現狀相對，另一個極端是允許上市公司發行附有不同投票權的雙類或多類股票(即創始人所持股票的投票權高于普通公眾股票的投票權)。這類制度在美國及歐洲很多海外市場運行多年，Facebook和谷歌等大型IT公司均採用這種多層股權結構上市。”

　　對這兩個極端，李小加不置可否，并提出了“折衷方案”，即在“糾錯能力與有效期限”條件的限定下“給予創始人多數董事提名權。”

　　不可避免的，還是會談到阿里“合伙人上市”的問題。李小加的回答很明確，“傳統意義上的‘合伙制’與公司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公司治理機制，很難想像如何將它們揉在一起．．．上市公司只能是採用以股權為基礎的公司治理機制，監管者不會也無法在上市公司制度層面將這不可相容的‘水’和‘油’揉在一起。”

　　港交所總裁李小加的這篇博文，對并無計劃上市的企業來說，并無直接的影響。但從他對“新經濟公司”、“創新型公司”的嚴肅思考中可以看出，互聯網的大潮已經席卷幾乎所有行業，創新的種 子越來越依賴它作為基礎性土壤。我們或可猜測，在港交所眼中，未來有前景的公司，必是通過某種方式與互聯網連接起來的那些企業。在港交所上市的騰訊，已成為首個市值破千億美元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可見不僅僅是港交所，投資者也持有相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