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現在才排隊，我2006年住進五福的時候就排了1個月。”幸運的張潔老人剛剛從北京市第五社會福利院搬進新近投入使用的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二期項目。

81歲的張潔老人，身子瘦小，一頭銀發，她是典型的“空巢老人”，愛人去世得早，女兒不在身邊。“從五福搬到一福我等了5年時間。”

這兩所北京市最好的公辦養老院，同樣處于朝陽區華嚴里社區，事實上是左右鄰居。說起為什么要搬家，老人告訴《投資者報》記者，因為“五福只管可以自理的老人，一福接待的老人可以管到死，而且這邊有醫院。”

張潔老人所說的公立養老院排隊現象也得到了官方的承認。日前，北京市民政局局長吳世民做客城管廣播，公開回應“養老難”，坦言目前北京公辦養老院“一床難求”，“排隊7000人”的現象確實存在。

“公 辦的養老機構每張床位的投資是80萬元，而民辦的只有30萬元，而且公辦機構還享受稅收、床位補貼、水電費等各項政策優惠，使得公辦機構設施好，服務也 好，收費也低，理所當然成為大家爭奪的對象。”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中華老齡》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劉紅塵對《投資者報》記者如是說。

公辦養老院投入“不計成本”

4月10日，《投資者報》記者走訪了被媒體報道為“排號7000，要等十年”的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見到了剛剛搬進新家不久的張潔老人。今年81歲的她是印尼歸國華僑，50年代隨丈夫到香港，二十余年后隨著香港回歸重回內地，曾在北京市僑聯任職。

老 伴回國后沒兩年，腦溢血去世了。她有兩個女兒，一個還在香港，一個在北京市懷柔區，是典型的“空巢老人”。她在回內地時把香港的房子賣了，在北京通州重新 購買的房子，現在靠出租房子養老。在北京的女兒大概一兩個月會來看她一次，不過她并不在意，“我是一個特別自立的人，不太需要女兒照顧。”

華僑身份或許使她格外受到公辦養老院的青睞，她2006年比較順利地入住北京市第五福利院，住一個帶陽臺的單間，“不是現在才排隊，我2006年住進五福的時候就排了1個月。”

最 近她剛剛搬進排隊等候5年的“新家”——第一福利院的二期項目。這間朝南的房間含衛生間足有二三十平方米，里面液晶電視、冰箱、洗衣機等電器嶄新而齊全， 完全稱得上是五星級酒店的標準。“要不是陽面我還不過來呢，充足的陽光和良好的空氣對我們老年人的健康很重要。” 張潔老人一臉幸福地說。

她說，之所以搬到“一福”是因為這邊有醫院，可以管到死，“五福”只收住能夠自理的老人。

張 潔老人告訴記者，她一個月交給福利院3000元，加上供暖費，年平均是3200元左右，比她在第五福利院住的時候還便宜200塊錢。張潔老人說，“一福是 北京市的形象和窗口，逢年過節的時候好多國家領導人都來這里看望老人。”對比記者日前走訪的一家民辦養老機構，比這小不少的房間，一個床位收費1800 元，如果住單間就是3600元，而與張潔老人目前居住同樣大小的房間，可以放5個床位。

記 者日前走訪一家開業不到半年的民辦養老機構——朝陽區太陽宮老年公寓，這個養老公寓是一座五層的樓房，身處居民小區之中，無論從規模和周圍環境來說都比上 述公辦機構遜色不少。記者看到，老年公寓護工人數不多，都是四五十歲的婦女，公寓一共五層除去一層作為老人活動室共有166個床位，現在入住率三分之一都 不到。

劉紅塵告訴《投資者報》記者，一床難求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對公辦養老院的投入不計成本，但這類養老院的經營效率并不一定比民辦機構高。

為此，民政部部長李立國此前在出席全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工作會議時不得不指出，養老機構在建設檔次上，一般應當保持非營利屬性，不得片面追求高檔、豪華;公辦養老機構尤其要杜絕檔次偏高現象，避免產生社會福利分配不公問題。

床位分配欠缺公開、透明

事實上，隨著中國家庭規模日趨小型化，“4-2-1”家庭結構日益普遍，空巢家庭不斷增多。社會對專業化機構養老的需求與日俱增。許多專家將中國目前面臨的養老困境概括為“未富先老”、“未備先老”。

而 有數據顯示，每千位65歲以上老人所擁有的機構養老床位，以荷蘭為較多，接近90張床;其次是瑞典，有87張;美國為40張左右，英國大概為35張。此 外，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千人床位比也很高，每千人擁有床位數接近100張。而在中國內地，截至2010年底，全國各類養老機構養老床位314.9萬張， 床位數占老人總數比例僅為1.77%。也就是說，每千名老人擁有床位數為17.7張。

床位的緊缺加劇了“排隊”現象。但到目前為止，公辦養老院選擇接收老人仍舊欠缺一個公開透明的標準。記者走訪中發現，北京市幾家大型公辦養老院都對自己的收住對象有一些原則性的要求，但并沒有公開透明的具體標準，批準老人入住的權力完全由院方自行掌握。

記者曾就“公辦養老機構一床難求”、“想進需要托關系”等情況向北京市第四福利院一位黃姓副院長求證，他并沒有否認，只是說民政局局長都承認了“一床難求”。

北京市第四福利院坐落在清河橋西，在幾家市級公辦養老院里算條件稍差的。記者以老人家屬身份咨詢有無床位時，工作人員一開始稱沒有，要登記等候。隨后對老人的情況進行了詢問，主要關心老人是否能自理和有無各種疾病。

當 記者以非常確定的口氣說家里老人沒有任何疾病、頭腦清楚時，對方表示有一個兩人間的床位，并提示有時間可以過來看看。記者隨后就此向院辦求證是否存在挑選 入住對象的情況，在院辦工作的一名女士說，“不存在，都是按登記順序入住的”，她以記者未攜帶采訪證件為由拒絕進一步采訪。

“一些公辦養老院為了管理方便、降低風險傾向于接收完全自理的老人，使得養老院資源沒有讓最需要的人群享用。”劉紅塵告訴記者，他曾向有關部門建議出臺《老年人入住養老機構資格評估標準》，由獨立第三方負責審核老人的入住資格，受到很多阻力。

扶持民營被指“燈下黑”

一邊是公辦養老機構一床難求，一邊是作為“生力軍”快速發展的民辦養老機構入住率偏低，太陽宮老年公寓的孫院長在接受《投資者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希望媒體能關注民營養老院的生存現狀。

她承認民營養老院的硬件設施不如公辦養老院，但同時強調“我們的服務肯定要比公辦機構好，我們是用心照顧老人，靠口碑來吸引老人入住。”

事 實上，差距不僅僅在硬件設施上，醫療服務水平也是影響民辦養老機構入住率的重要因素。一些民辦養老機構負責人公開表示，一直在申請建立正規掛牌的醫務室， 并為老人開通醫保結算服務，但就是批不下來。由于這項工作涉及到衛生、人力社保等部門，作為養老機構主管單位的民政局雖努力協調，仍收效甚微。

據記者了解，入住養老院的老年人大部分都是七八十歲以上的高齡老人，他們往往都患有一些慢性疾病，所以醫護條件是老人選擇養老機構的重要條件。住在北京市第四福利院的老人王巒，是清華大學退休教授，他告訴記者就是因為醫療條件好選擇的這里。

醫療方面公辦養老機構也具有明顯優勢，2011年北京市政協調研數據顯示，北京369家養老機構中，只有100多家內設醫務室，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其中絕大部分是公辦機構，而能與北京市醫保聯網結算的只有32家，幾乎沒有民辦的。

“很多政策層面的東西，不是民政部門一家可以解決的，需要市政府層面統一協調。”劉紅塵如是告訴《投資者報》記者。長期投身養老服務事業的他有著多重身份，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寸草心敬老志愿者聯盟主席，還是一家民辦養老機構北京翠湖老年莊園的副院長。

他 形容北京市政府對民辦養老機構的扶持政策為“燈下黑”，很多優惠措施停留在文件上，看得見摸不著。他向記者舉例，政府對養老機構，按照建設標準的高低，每 張床位可給予8000-16000元的一次性基本建設資金補助；運營期間，每張床位每月還可以享受200元-300元的運營補貼。

但這些扶持政策都設有一定的“門檻”，比如養老機構建設用地不能是租賃的，床位數達到一定的標準，必須配備醫務室等等，而“目前民辦養老機構大多數為租賃場所經營，光這一條就卡住很多人”。

太陽宮老年公寓就是如此。孫院長告訴《投資者報》記者，目前該養老機構沒有獲得任何政府補貼。而公辦養老機構則實實在在享受了大量優惠政策，劉紅塵將此形容為政策優惠“偏愛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

社會養老亟待產業化

事實上，民政部門非常希望民間力量進入到社會養老領域，也一直強調機構養老的非營利屬性。據記者調查了解，目前，北京共有養老院401家，其中民辦養老院195家，但絕大部分民辦養老機構處于虧損狀態。

為什么在這個政府限定為非營利的領域，在普遍虧損的狀況下，還有這么多社會資金參與到民辦養老機構經營上來呢？

“民間力量在政策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都愿意進來肯定說明辦養老機構是有利可圖的，雖然現在不能贏利，未來的發展空間是巨大的。”清華大學老年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系教授裴曉梅認為，社會養老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朝陽產業”。

據相關部門推算，2015年我國老年人護理服務和生活照料的潛在市場規模將超過4500億元，養老服務就業崗位潛在需求將超過500萬個。

劉紅塵向本報記者表示，“將來即使1%的老人選擇社會養老，也夠這些機構忙活的了。”

裴 曉梅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政府的社會養老補助應該給予民辦養老機構更多的照顧，以體現政策的公平性。具體操作上，她建議補貼應該發給最需要機構養老的 老人，讓他們自由選擇養老機構。“補貼隨著失能、失智老年人的入住機構走，在同樣的服務標準下，誰照顧老人多就得到補貼多。也就是說，無論公辦民辦，只要 辦得好，都能獲得補貼；這樣將更加有助于機構養老的良好發展和運行。”

裴 曉梅認為，無可否認社會養老具有公益屬性，但并不意味著不能產業化，不能營利。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允許營利更有利于產業的健康發展。熟悉國外養老情況 的她，不贊同政府再大量新建公辦養老機構，“只有中國的養老機構以公辦為主,發達國家都以民辦為主,由政府批準和統一監管。政府要做的是完善相應法律法 規，為產業發展提供公平健康的環境。”

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孫義群同 樣熟悉國外的養老模式，他向《投資者報》記者介紹，在發達國家社會養老主要是民間在做，公益性質和營利性同時存在。“美國的社會養老分成很多層次，有社區 養老院、私人開的高級養老院,還有服務于貧困人群的養老院等等，各種人群都能得到照顧。”

他認為國內對社會養老有一種認識偏差，“一說產業化就想到暴利，社會養老雖然具有明顯的公益屬性，但不是說不可以贏利，追求適當的利潤反而有利于產業的發展。”